杜維明：在“五四”的時候，因為亡國滅種的憂慮，所以要救亡。今天面臨的是道德淪喪、市場社會，跟那時候所講的確實有語境的不同。另外，關于楊煦生講的內在精神性建立的問題，韋伯講得很深刻，韋伯一生考慮最多的就是宗教問題，尤其是宗教在現實政治經濟中的問題。但是，他自己承認對宗教他是“音盲”。可是我認為他有強烈的終極關懷，有強烈的精神素質。可是他的精神性和終極關懷是隱性的，外人不易察覺。
為什么我現在認為“救亡唯一的道路就是現代西方的啟蒙”大有問題，應該說有兩大問題：第一個是終極關懷問題。馬克思主義不強調修身哲學。我認為馮契最大的貢獻之一是“智慧說”，就是把儒家的修身哲學和馬克思的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。我所考慮的問題，不是有組織形式的宗教，而是指宗教性、精神性追求。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認同問題。我是誰？我們是誰？今天族群、語言、地域、文化的矛盾與沖突常常都與認同有關。可是現代西方的啟蒙心態對宗教和認同問題的了解很不夠。